来自 合阳县王村公社知青点 到这个知青点看看吧！

时光倒回1974年，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阶级斗争”的氛围仍然很浓。每逢公社传达中央文件或遇到什麽重大活动，那些挂号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必要被叫到会场，低首垂臂站在两旁，以此来提醒善良的人们，阶级斗争依然存在，阶级敌人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切不可麻痹大意，放松警惕。

记得那时我们管家河二队有一个姓韩的中年人，写得一手好字，村里墙上的大标语都是他写的。我当时很羡慕就想接近他以讨教些写字的方法，可硬是碍于他是由外地遣送来的“坏份子”而没敢和他过多言语。有一次收工回来路过他家门口，他出于对我的好感还招呼我进家坐坐，可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找了个托词离开了。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愧疚。

这年十一月，我到县里参加知青代表大会。晚上在招待所休息时，看到另一公社的知青在听半导体收音机，就顺便借过来想听听看有没有什麽好听的歌曲。当时，不知什麽原因信号不好，我就把耳朵贴在收音上慢慢地拨动旋纽以寻找合适的频道。找着找着里面突然传出了一个音调柔和语速缓慢的女播音员声音，这声音和在电影里听到的解放前国民党中央台播音员的声音一模一样。所以，旁边的人马上就说，小高，这可能是台湾台吧？正巧我们大队的支书也在场，他就接着说，双喜，台湾台可是敌台，是严禁收听的呦！如果当时支书不说这话，我可能马上就调到其它台了。

可当时因为年轻，喜欢较真儿，听他这麽一说反而觉得心里不舒服就不客气地回答道，敌台又怎麽了，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现在我们要解放台湾，就必须了解他的动态，我认为听了也没什麽。看到我和支书呛上了，周围人的兴头也跟着起来了。有帮支书说话的，也有站在我这一边的。西坡大队的主任海仓保持中立，就说辩论好，钟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主张以辩论定是非。孰不知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里，哪有真正的是非标准啊？！我们支书那时可能碍于面子，就没和我继续辩论，只留下一句话“双喜，你要为你做的事情负责”就走了。

第二天，我们公社的保卫干事老贾就把我叫了去，问我为什麽要偷听敌台？我说我没偷听敌台呀，只是碰巧拨到了台湾台，又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怎麽能说是偷听敌台呢？老贾说，双喜同学，你是我们公社的知青代表，平时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无论怎麽说，听台湾台这件事你也是肯定不对的。要知道我们合阳县现在就有个叫“人民党”的反动组织，他们的罪行之一就是偷听敌台。虽然我们不能把你的行为和他们连在一起，但这件事的影响还是很坏的，尤其是你还公然在大众场合跟支书争辩，强词夺理，这就直接损害了领导的个人威信，更是要不得的。要知道，你们是知青，到农村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你是知青代表，怎麽能做这样的示范呢？！这样下去是要出大问题的呀！所以，你必须向支书当面道歉，承认错误，并保证今后绝不发生类似事情。

听了老贾的一番教育，我心里虽然很不服气，想不通，但无奈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于次日向支书作了“深刻检讨”。本来我想这件事可能就算过去了，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却为此屡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是支书见了我再没有以往的“慈祥微笑”了；再就是大队召集党外积极分子会议时也没我的份儿了；最让我伤心不已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七六年下旬当公社路线教育宣传队准备发展我入党，需要大队党支部给我出一份我在大队的表现证明时，也被人从中作梗。幸好我当时“统战”工作做得还不错，最后还是拿到了证明并如愿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否则，我现在的党龄也不会是三十三年了。

多年后，在我重访管家河大队时，还在南蔡火车站碰到了当年的支书。虽然他的表情依然流露出一丝尴尬，但我的心里却早已释然了。我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说是某人的过错，而是时代造成的。今天重提此事也只是想告诉世人在当年的政治环境里，一件小事都可能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